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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中国旅游业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人——追忆郭来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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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确定,发展旅游产业刚刚提上议事日程,郭来喜等一代地理学的专家学者全力投入旅游研究,开创了旅游资源和开发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第一批旅游科学理论的成就者对现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这一代专家学者中,郭来喜更加偏重旅游产业发展实践,几乎是从国家“七五”计划开始,老先生就躬身入局,主持了旅游规划课题《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此后参与了多个全国旅游五年规划的制定,并且结合实践研究所得,提出了旅游规划的基本方法、范式和路径,特别是对“区域旅游规划”的范式做了奠定框架的工作。



2021年8月23日6时25分,郭来喜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谨以本文以表纪念。




做有准备的人


1934年,郭来喜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虽然家境不好,但父母坚持供他读书。小学时,他胆子就比较大,性格比较活泼,学习也认真。当时,班里当时只有两个人考上初中,郭来喜就是其中之一。


高中时,学习刻苦的郭来喜成了全校的“校模”,校长经常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他。那时已是1950年,郭来喜半工半读,一边读书一边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可以挣30公斤小麦。他捐给同班同学三分之一,自己留下三分之二。


1952年,郭来喜考上了南京大学地理系。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地理专业学生。他回忆说:“当时的学习氛围还是很好的,同学们都想着学有所成、报效国家。我在大学里就入了党,早超过在党50年了。后来,我的同班同学中就出了3个院士。”


大学毕业后,他又考取了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准备到苏联留学。出发前,他作为留苏预备部的一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同时还被派到河北野三坡参加劳动,帮助当地农民收割庄稼。


1959年,郭来喜去了莫斯科大学。


“文革”中,造反派让郭来喜揭发他的老师里通外国,他坚决拒绝了,因此受到牵连,下放到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


时代从来都眷顾有准备的人。不管处于人生哪个阶段,郭来喜都在坚持学习,没有放松对于自己的要求。


开创旅游地理研究


郭来喜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最后都是想让时代变得更好。我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尽力做了我能做的。现在回头看看,觉得这辈子还是有意思、有价值的。”


终于,给郭来喜先生带来更大声誉的时代来了。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黄秉维、吴传钧、陈述澎等几位院士,以及地理所相关研究人员,一起研究当时国际地理学发展的趋势。大家普遍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旅游会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旅游学科会成为一个新型学科。


大家还达成了一个共识:中科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应该走在前列,有必要建立一个旅游地理研究组,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确定人选时,吴传钧院士提议,旅游地理就让小郭来弄吧,他脑瓜活,能说会道,文笔也好。就这样,郭来喜改行搞起了旅游研究。


如何进行旅游研究,当时,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郭来喜就先读书看材料,再去搞调研,然后从所里找了三个人(一个考古专业出身、一个历史地理专业出身、一个地理知识的编辑)组成一套人马。他还借着跟侯仁之院士开展田野调查的机会去了多个目的地考察,包括河北野三坡,当时那里已经有点发展旅游的苗头了。


在陪同侯仁之院士考察调研过程中,郭来喜收获很大。在侯仁之的启发下,郭来喜带着团队开始了长城保护和传承方面的研究,陆陆续续做了些工作,包括组织了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多位学者四次考察长城,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改革开放后,旅游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郭来喜等人也在抓紧介入旅游研究。


有一次,吴传钧院士在从杭州回北京的火车上,突发灵感要写篇开发旅游资源的文章。吴院士设计好框架,开头写了1000多字,郭来喜接着写了1万多字。这就是旅游研究名篇《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地理研究》。


1979年9月,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郭来喜作为科技界代表参会,在大会上做了《要保护北戴河—山海关的旅游资源》的发言,否定了当时试图在秦皇岛建设超大型钢铁基地的产业设想。《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地理研究》也被大会选为会议代表的参阅论文。


1984年,郭来喜带着杨冠雄、宋力夫等人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旅游规划课题——《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当时,他们驾车考察了北戴河南岸近百里的荒凉海滩,还徒步走了很长一段。郭来喜上书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在北戴河之外开发新区域,分流大众游客,很快就有了回音。


1985年7月7日举行黄金海岸开营仪式,预计3000人出席,结果有4万多群众参加,人山人海。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称:“专家们发现可同时容纳30万人下海的天然海滨浴场。”


《中国旅游报》头版显要位置做了标题式报道。


甘愿为后人做铺路石


郭来喜说:“有时候,我也在想,现在,旅游规划的口碑怎么就弄成了这样,怎么就搞成了人家戏谑的‘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这是一个行业需要反思的。”


他说,当时做《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规划,他们就是用科学家的精神去做的,扎实的数据、深入的调研、周边环境分析等,还开创性地进行了海水分析、气候舒适度分析、环境容量分析等工作。他们甚至从青岛的沙滩、大连的沙滩、北戴河的沙滩都取来“沙样”,让化验师做颗粒度分析、成分分析、弹性分析等。


有一次,郭来喜带领团队做的一个旅游规划中涉及“避寒”元素,他甚至找来了北京协和医院、北大医院、北医三院等权威医院的专家,共同分析一个寒潮过后的发病率、挂号率、住院率、死亡率等。


1992年,郭来喜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94年成为博士后合作导师。他先后培养了博士后3人、博士15人、硕士26人。1997年,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陈传康突然去世,其招收的博士生还没有完成学业,郭来喜就接手继续培养其博士生。


“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有时候说话也狠。学生们做得很不好的时候会忍不住发火,好几个学生都被我训哭过。有些学生后来还跟我开玩笑,上学时最怕郭老师训话。”郭来喜说,“虽然有时候我对学生们很凶,但我可以说,我还是很尽心地培养他们,也愿意为他们做铺路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郭来喜的一个学生去养老院探望,按照养老院的规定,学生不能进门,只能在门外用扩音器对话。师徒二人讲话的声音都很大,声音飘荡在安静的养老院,格外引人注目。“养老院有些人还很羡慕我,80多岁了还有老学生惦记。我也很自豪,这些学生们都没白培养。”郭来喜说。(作者:中国旅游报特约记者 沈仲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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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郭来喜先生


我认识郭来喜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前十年,与他的交往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在旅游学术会议、地方旅游发展会议、旅游规划论证会等的会上会下。近十来年大家年纪都大了,所以交流也就较此前少多了。


听到郭来喜先生病故的消息时,我便马上在几个微信群里贴出了1982年中科院旅游地理组的《旅游地理文集》的封面和目录页。


以郭来喜先生为主力完成的《旅游地理文集》 刘德谦 供图


之所以能够这样神速,是因为我手底下就有现成的照片,那是我刚刚修改完毕的回忆文章《我所经历的中国旅游规划四十年》里的一幅插图。插图所在部分,是回忆到我国旅游规划的开创时期。


在回忆中我写道,20世纪80年代初,同一学院任教的刘振礼老师拿了一本中科院地理所专家编制的河北昌黎旅游开发规划文本,来与我讨论旅游规划的事。我告诉他,我已经读了他编辑的那本《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观赏》(1981);同时还买了一本中科院地理所旅游地理组的《旅游地理文集》(1982),里面就论及旅游规划,正在读。而他拿来的这份规划和我正在阅读的文集,正是以郭来喜先生为主力完成的。


那时,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旅游学院筹备处(二外分院)聘请中科院地理所郭来喜、杨逸畴、杨冠雄、李宝田、孙仲明,北京大学陈传康、谢凝高,清华大学何重义,北京林院(现北京林大)孟兆桢等十余位专家来学院开设讲座的后期。这些老专家正在做着旅游学科建设和教学的探索,开设讲座的“郭来喜们”正是旅游学科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而学院的刘振礼和我这样来自别的专业的教员,也正在努力地向他们学习。


郭先生在旅游规划上的用功,也是非常突出的。


除了众所周知的他的学识和实地调研的工夫,除了1982年出版的《旅游地理文集》外,他的旅游规划评审会,留给我的印象也是极深的。


郭先生的深度思考和新理念的运用,从他规划文本的丰富及其图文并茂的处理上可以验证。这是郭先生的风格。因为在规划文本的安排上,此前各个规划单位的处理是不尽相同的:从通行的做法上看,在总体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城乡规划的习惯是图件多、文字不多;旅游学界的习惯是文字多、图件不多;而郭先生规划团队的特色却是集众家之所长,图件多,文字也多。


甚至在规划竞标时,郭先生的标书也是超过要求的好多个精印文本。评标后,曾有落标的规划单位负责人对我说:“就看标书的分量,我也知道我已经输定了。”而郭先生对我说:“要是我中不了标,甲方给的那点参与投标的补贴,连人工成本和印刷成本都不够。”


虽然也有规划界的同行对郭先生这样的精益求精有些微词,不过我从规划委托方听到的反馈,却是非常高兴的。作为第三者,我对郭先生的做法不只欣赏,更是佩服。所以我也乐意把一些重要的又有难度的规划项目推荐给他。(作者: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刘德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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